经过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宋代士大夫对儒学的重建，儒学在学术界、教育界的一统天下最终得以实现。
宋学学派兴起的北宋时期，既是全面复兴儒学的复古时代，也是积极吸收其他思想重建儒学的创新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学术旨趣各异的不同儒学学派。当然宋代也同样如此，宋初儒家士大夫就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即积极倡导崇儒重教的政策，鼓励朝廷重用儒臣，推动强化儒学地位与影响的科举改革、教育改革。
清代学者魏源也将儒者一分为三，即所谓明道之儒、政事之儒、治经之儒，他们二人所表述的思想内涵其实非常接近。本来，先秦诸子的不同流派，均源于西周的六艺之学，因传承人各有其不同历史经验、思想视角，决定了不同流派思想的形成及其有效性。这些差别会通过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书院学风、乡贤祠堂等不同途径的影响，最终形成地域性学术传统。[1]具体而言，王安石的学术体系包括道之本与道之用两个方面，它们依据的经典不同，并分别吸收了佛老之学与申韩之学。此外，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两宋时期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所以，许多从事学术史编撰的学者不得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同的宋学地域学派。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学为体，兼容佛、道、法诸家的不同思想，重新建构了一个能够明体达用的新儒学，既可以是思想境界、修身工夫各异的内圣之学，也可以是政治价值、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学。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6]。
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对象均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有学者曾指出，地域命名主要是出于历史编撰者的方便，即这一类地域命名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不同学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但不能理解为这些学派就是地域性的学派[8]。为了满足时代对多元思想的现实需要，王安石大量吸收不同来源的学术思想，既包括五经学和四书学，也包括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其著名弟子杨时来自福建，杨时学成回归，程颢曾有吾道南矣的欣慰之叹。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域为什么会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特殊性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地域性对儒家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偏好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历史条件、学术传承谱系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宋学思想的多元化普遍性与地域化特殊性与此密切相关。宋学是以复兴师道为旗帜的，此师道就是强调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性，他们的学术创新主要源于个人生命体认与社会政治思考。
无论有没有正式的办学机构名称，重要的是均有讲学传道的实质，由此大量地域性学派、学统由此产生。宋代复兴儒学的各个学术流派、著名学者，往往都有创建或者主持书院的经历，如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孙复与泰山书院、石介与徂徕书院、李觏与盱江书院、周敦颐与濂溪书堂、二程与嵩阳书院、胡宏与碧泉书院、张栻与岳麓书院、朱熹与武夷精舍及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与象山精舍、吕祖谦与丽泽书院等等。他们不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文化官僚，而是凭借一种师道精神从事民间学术。学术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均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讲学和创建学派的活动。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宋学 。可以说，宋学的任何一个学者、学派均具有道（体）、学（文）、政（用）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他们还同时有共享的儒家学术经典、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湖湘学派就是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包括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以及张浚、张栻父子及其弟子们。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
故而人们将他们创建的学派称为濂学、关学、洛学、百源学等。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
宋代以前，中国学术形态表现为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争胜和各领风骚，先秦诸子百家、秦朝法家、汉朝儒法、魏晋儒道、隋唐儒佛道并起，甚至不得不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看作中国重大学术思潮、重要思想形态的代表。其二，不同地域的特殊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及历史和现实中保存下来的佛道宗教文化等，也会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产生影响。
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所以，宋儒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学术群体，但在这一个庞大群体中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纯儒。这时，王安石的学术重点是《三经新义》，他关注的道之末就吸收法家的政治治理、富国强兵的思想。宋儒的明体达用思想往往是通过经典诠释而表达出来的，所以宋学的重要学术特征是以义理解经，其不同学派的思想差别往往体现为不同义理的差异，而这种思想差异与汉儒官学身份的师法无关，只有依赖于民间讲学的师道精神才可能呈现出来。二、宋学的地域化学统 宋学是在复兴师道的思想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学术思潮，由于宋代士大夫对师道抱有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因此，他们不像汉儒依赖于朝廷学术体制的师法从事学术与教育，宋儒凭借自己个人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同道的相互砥砺，就可以相对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另外，宋代兴起了儒家功利主义思潮，事功学派陈亮、叶适高度赞扬和倡导汉唐君主及其政治事功，明显体现出法家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
这样就使得原本是依靠不同学术形态才能解决的问题，变为由宋代士大夫建构多元化的一体儒学来解决。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
[7]袁燮：《东湖书院记》，载《絮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注释 [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老子》，载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0页。
宋学的地域性学派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地区从事民间讲学，在于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最有利于从事民间讲学的书院因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有了不忍人之政，性善论是执政者能够发政施仁的道德基础。
我们判断性善论或性恶论，要注意其中所讲的顺或逆。（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进入专题： 孟子 性善论 。如果仁人在位，首先应使人民有恒产，而不能张着大网来捕民。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了。
也就是说，从人性是如何，可以推出人生和社会应该如何。……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
就人性的客观情况而言，人性中有善的因素，当然也有非道德或幽暗的意识。在这里，齐宣王内心的一个善端呈露，成为孟子启发齐宣王行仁政的一个依据。
因此，孟子就批评告子说：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人之性善，也为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奠定了道德基础。（《孟子·梁惠王上》）这也是说，民可使为不善，有的还触犯刑律陷于罪，孟子认为这是因为民无恒产遂无恒心，责任是要由执政者来负，从原则上说，民是无辜的。董仲舒认为人性未善，但是有善质，这也是与他主张任德不任刑相适应的。
如果问，为什么以德治国能取得好的效果？这在孔子的思想中，他的人性论根据就是性相近，有教无类，人皆可教，人都是可以接受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第四，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以德治国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
在孟子看来，执政者实行仁政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而其不为则是违逆了他的本性。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由此反观荀子的性恶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